國家對於外國人所裁決之強制驅逐出國決定（處分），假若受處分人於該當國家(地主國)用盡一切之救濟程序，從國際人權法角度而言，尚容許受處分人（外國人）有權向由「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為ICCPR）所授權成立之「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簡稱為HRC）提出「申訴」（communications）之機會與途徑。
遭受權利侵害之外國人所隸屬之國家，須符合以下之要件，外國人始能向HRC提出申訴[2]：1.須為上開ICCPR之締約國；2.該國除了是ICCPR之締約國之外，尚須是「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為OPICCPR）之締約國；3.外國人所處之國家，該國必須批准ICCPR與上開議定書，同時，將其存放於聯合國；4.遭受地主國強制驅逐出國處分之外國人，於用盡一切之救濟手段之後[3]，可向由ICCPR所授權成立之HRC提出申訴，提請HRC作公正之裁決；5.受處分人須向HRC提出「個人申訴書」；6.指控者（即申訴人）如果使用匿名之方式，或被HRC認定個人申訴書濫權指控，或與ICCPR之相關條款不合，則HRC將不予受理上述之「個人申訴書」；7.個人申訴書所指控之侵權事件，不得在任何其他之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序中正在處理者[4]。
根據上開OPICCPR第4條第1項之規定，「委員會（HRC）應將根據本議定書（OPICCPR）所提出之任何來文（此指個人申訴書）提請被控違反公約（此指ICCPR）任何規定之本議定書締約國注意。」依據上述之規定，當HRC收到「個人申訴書」之後，會將此申訴書提請OPICCPR之締約國（此處乃指被控告之國家）加以注意。
被控告之國家，於收到上述由HRC所轉送之個人申訴書之後，須進行必要之處置。根據OPICCPR第4條第2項之規範，「收到通知之國家，應於6個月內以書面向委員會(此指HRC)提出解釋或聲明，說明原委，如該國業已採取救濟辦法，則應一併說明。」根據上述之要求，被指控國家於收到上開之個人申訴書之後，須於6個月之內，利用書面之方式，向HRC提出報告，說明整個案件之來龍去脈，併說明該國之補濟措施。HRC於收到上開被指控國家之報告後，以不公開之方式舉行會議[5]，提出HRC本身之裁定看法，最後，向被指控國家與提交申訴書之個人，送交HRC之裁決意見。
以下，擬針對於2004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Ahani驅逐出國之案例，先作重點摘要式之介紹。於2004年Mansour Ahani v. Canada乙案之中[6]，被遭受驅逐出國之被害人，係一名男性伊朗人，於2002年元月10日，透由辯護律師（counsel）之協助與代理，將其個人之申訴案件，於上述之日期，陳交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HRC）；當本案送達HRC之後，HRC正式收件，並給予本案一個案號，此案號為CCPR/C/80/D/1051/2002；在本案之案情方面，如下所述：Mansour Ahani是本案件之申訴人（the author of the communication），出生於1964年12月31日；在他向HRC提出申訴之時，被加拿大政府收容於漢密爾頓之Wentworth收容中心（was detained in Hamilton Wentworth Detention Centre），此一移民收容中心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之漢密爾頓地區（Hamilton, Ontario）。
Ahani因涉嫌從事恐怖活動，故其案件於2002年時，繫屬於加拿大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在Ahani向HRC所提起之申訴書之中，他訴求之重點，在於加拿大對他本人所進行之移民收容與驅逐出國之決定，業已違反ICCPR中第2條[7]、第6條[8]、第7條[9]、第9條[10]、第13條[11]及第14條[12]之規範。Ahani最初向HRC提出申訴之時間（initial submission），係為2002年元月10日；隔日，亦即，於2002年元月11日，HRC即採取行動，俾利保障Ahani之權利；HRC所採取之快速處理措施，即先指派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了解本案；特別報告員在掌握本案之案情後，以非常迅速之作法，即2002年元月11日，以HRC之名義，要求加拿大政府於加國最高法院裁判將Ahani驅逐回伊朗之判決（permit the author’s deportation）之後，先勿執行驅逐出國之裁判（to refrain from deportation），以利HRC有機會正式審理Ahani之申述案件（until the Committee had an opportunity to consider the allegations）；HRC之所以會要求加國先勿執行最高法院有關於將Ahani驅逐回伊朗之判決；主要之考量點，因HRC特別關注於Ahani於申請書中所陳述之問題，即如將其遣返回伊朗，將會受到酷刑（torture）、其他非人道待遇（other inhuman treatment），或甚至恐會受到死刑之待遇（death）之案情。
上述HRC對於加國之要求，係屬於一種「暫時性權利保障之措施」（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於2002年5月17日，HRC被Ahani之律師告知，加拿大政府恐不會遵守HRC之要求（the State Party would not comply with the Committee’s request）；換言之，加國準備將Ahani驅逐回伊朗；HRC於接到Ahani律師上述之通知後，再次向加拿大重申其上述之要求（reiterated its request），令加國執行暫時性權利保障之措施，勿將Ahani驅逐回伊朗；加國對於HRC上述前後兩次之要求，均主張HRC之命令，對於加國政府而言，並不具備法律上之拘束力。於2002年6月10日，加拿大將Ahani驅逐回伊朗（the State party deported the author to Iran）[13]。以上，係本案事實之重點摘要；有關於Ahani驅逐出國案例之詳細案情，如下所述。
為何加國會驅逐Ahani回伊朗？根據Ahani在申訴書中「事實部分」（the fact）所載之資訊，於1991年10月14日，Ahani從伊朗抵達加國，並依據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之公約」與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之議定書」（the Convention on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its Protocol）之內容與規範，向加國申請難民之保護；而Ahani所主張之理由，係植基於他之政治上理念（political opinion）與屬於特殊社會團體之成員（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Ahani於向加國申請政治難民之主張方面，共計有4點：1.當Ahani在伊朗時，曾因酒醉事件（for being intoxicated），被「回教革命委員會」（Islamic Revolutionary Committee）之成員，進行數次之毆打；2. Ahani曾被伊朗外交部駐外之暗殺機構強迫徵召，而被迫成為伊朗政府之暗殺成員（he had acquired as a forced conscript in the foreign assassins branch of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ry），故他了解伊朗所從事之秘密活動與人事成員（Iranian covert operations and personnel）；由於他具備上述之訊息與知識，故假若他被驅逐回伊朗，恐將危及其生命權（his return to Iran would endanger his life）；3.Ahani曾因拒絕執行暗殺行動，被伊朗監禁4年（he had been jailed for four years）；本案係Ahani處在巴基斯坦境內時，他受命須從事一項利用毒物進行暗殺攻擊（drug raid）之殺人活動，包括毒殺伊朗反對派人士之家人，內含婦女與兒童（a raid on the home of an Iranian dissident, with women and children）；Ahani拒絕執行上述之毒殺行動，結果導致被伊朗監禁4年；4.在獄中，Ahani透由假裝懺悔之方式，而得到釋放（he had been released after pretending to repent）。以上，係Ahani向加國申請政治庇護之理由。
於1992年4月1日，加拿大「移民暨難民委員會」（IRB）認定Ahani因其政治上之主張(意見)（political opinion）與Ahani係屬於特殊社會團體之一員，故符合上述公約中所認定之難民身分；亦即，IRB承認Ahani具有難民之資格；於1993年6月17日，加國首席檢察長（the Solicitor-General of Canada）與「聘僱暨移民部長」（Minister of Employment & Immigration）根據加國安全情報之報告，認定Ahani曾接受「伊朗情報暨安全部」（the Iranian 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簡稱為MIS）之特殊訓練，而成為一名暗殺人員（was trained to be an assassin）；上述之首席檢察長與部長咸認為Ahani不具有入國資格（inadmissible）；主要之原因，在於存有合理之理由（reasonable grounds），令人相信Ahani會從事恐怖活動，故禁止Ahani之入國。於同一日，即1993年6月17日，本案被加國聯邦法院起訴（wa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Court）[14]。
於1993年6月22日，加國根據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第40條第1項之法律程序上規定，亦即，針對於「聘僱暨移民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Employment & Immigration)所提出之證明(certificate)，法院須審查此一證明之來源與合法性，究竟是否植基於「有效」(available)之情報(information)?假若上開之證明，係建立於有效情基石之上，則此一證明合法；反之，則上開之證明，不具有合法性。
於上述之日期，加國聯邦法院（the Federal Court）開庭審理本案，審視由檢察總長（the Solicitor-General）與「聘僱暨移民部部長」（Minister）兩人共同提出（呈交）之「安全情報報告」（security intelligence report）及其他證據；上述之情報安全報告之製作格式，係使用照相攝影（in camera）之方式，呈交於聯邦法院。根據加國移民法之規定，假若外國人因部長基於國家安全情報報告之判斷，而核發對加國社會產生國家安全顧慮之證明時，聯邦法院於審理上述部長所核定，危害國家安全證明之合法性之後，在法院審理之過程中，須以「合理」（reasonably）之方式，告知受裁定影響之相關人士（the affected person）；依據上述之相關規定，聯邦法院於開庭審理上述部長所呈交危害加國國家安全證明之合法性之後，以摘錄判決文重點之方式，通知Ahani，並賦予Ahani提供反對意見（異議）之機會（offered the author an opportunity to respond）。
Ahani於收到上述通知之後，並未行使表達其反對意見之權力，取而代之者，Ahani就加國上述核定危害國家安全證明之合憲性之流程（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certification procedure）與聯邦法院開庭審理上述證明前，即先行覊押（收容）（detention）之作法，提出質疑與抗告；聯邦法院（the Federal Court）於收到Ahani之抗告後，開庭審理Ahani之抗告案；於1995年9月12日，駁回Ahani之抗告（rejected his challenge）；聯邦法院認為，於本案之中，加國政府之國家利益與Ahani之個人權利保護之間，存在一種「競爭性利益」（competing interests）之關係；而Ahani之抗告行為，會打擊上述競爭性（對抗性）利益之「合理平衡（均衡）性」（reasonable balance）；此外，加國聯邦法院亦認為收容亦具有合法性；乃因聯邦法院於審理加國部長所核可危害該國國家安全之證明書之合理性過程中，有必要將Ahani先行加以移民收容[15]；此種之移民收容，未具有恣意性（獨斷性）（not arbitrary）。綜上，對於Ahani所質疑加國部長核定安全證明之認定流程之合憲性，與移民收容之合法性之兩個問題，加國聯邦法院（抗告法院）均加以駁回。
Ahani不服上述之移民收容裁定，針對於移民收容處分(命令)，先後向加國「聯邦上訴法院」（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及「聯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提出上訴。然而，本案於1996年7月4日被「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之後，Ahani再向「聯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提出上訴，於1997年7月3日，被「聯邦最高法院」駁回。
由於Ahani對於移民法第40條第1項之流程之合憲性（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section 40(1) procedure）提出質疑與抗告，遂導致聯邦法院須先行處理此一合憲性問題；在聯邦法院完成上述移民法第40條第1項合憲性之審查後，繼續就部長所提交之危害加國國家安全證明之合法性，進行「原始合理性之聽證」（original reasonableness hearing），及後續之延展性聽證（extensive hearings）；上述之聽證程序，一直持續至1998年4月17日；於該日，聯邦法院完成聽證之程序（包括原始與展延聽證），並作出終局之裁判，認定部長所提交之證明（即證明Ahani之行為，對於加國會造成國家安全之危害），該證明具有「合理性」（the certificate was reasonable）。聯邦法院所採納之證據，包括由外國情報部門所蒐集之情報，利用照相攝影之方式，提交於法庭；由於此種之證據，涉及國家安全之事由（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故未允許Ahani蒞庭，在原告缺席之情況下（in the authors absence），聯邦法院採信上述之證據[16]。
此外，Ahani亦曾親自出庭，表達其對於部長呈交於法院涉及Ahani危害國家安全證明之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certificate）之反對意見，聯邦法院法官亦聽取Ahani之證詞；聯邦法院認為存有相當多之理由，足以認定Ahani是MIS之成員；而MIS之任務，則係直接地主導或從事廣泛之恐佈攻擊活動包括暗殺全世界政治上之異議份子；舉凡與伊朗政治理念不合之異議份子，均是MIS暗殺之對象；由於Ahani曾隸屬於MIS，聯邦法院逐採信由部長所呈交之證明，能有效地證明Ahani對於加國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與危害。聯邦法院上述之認定，原告不得加以上訴，或聲請覆審（Was not subject to appeal or review）。根據聯邦法院上述之判斷（決），加國移民裁決官於1998年4月，裁處Ahani不具備入境加國之資格；同時，裁定Ahani須被強制驅逐出國。
於1998年4月22日，Ahani接到加國「公民暨移民部」（the Ministry of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之通知，內容係為「公民暨移民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將針對於Ahani是否會對加國之安全（security），構成一項風險，及假若其被遣返回伊朗有可能遭受風險之事，進行強制驅逐出國前之風險評估（assess the risk）；部長遂根據移民法第53條第1項第b款之規定（本條項係執行難民地位公約第33條之要求），審查於Ahani之案件中，究竟是否存有禁止將難民遣返回原籍國之情事（the prohibition of removing a Convention Refugee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針對於上述之情事，Ahani被賦予向部長表達意見之機會。
部長並聽取Ahani所聘請代理人之意見，該代理人明白向部長表達假若Ahani被遣返回伊朗，存有將會面臨遭受酷刑之清晰風險（faced a clear risk of torture in Iran）。此外，部長亦審酌由Ahani所提交意見之附件資料，其他相關之證據及加國官方所出示之法律基礎之意見書，最後，以不附具理由之方式（without reasons），裁定以下事項：1. Ahani對於加國之安全而言，已構成一項危害（constituted a danger to the security of Canada）；2. Ahani須被直接遣返回伊朗。針對於部長上述之裁決意見，Ahani表示不服，並聲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在向聯邦法院聲請舉行聽證程序之流程中，Ahani因有鑑於自收到驅逐出國命令（處分）之後，業已經過120日，均處於被收容之狀態，故依移民法第40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同時聲請終止收容並被釋放（applied for release from detention）。
加國聯邦法院收到Ahani上述兩項聲請案之後，首先，先審理終止收容之聲請案；之後，再裁決Ahani不服部長意見之聲請案。就終止收容之聲請案而論，聯邦法院發現存有「合理之理由」（reasonable grounds），令人堅信如將Ahani加以釋放，則會危及處於加國境內人士之人身安全，特別是會危害加國境內伊朗籍政治異議人士之安全；基於上述之合理理由，於1999年3月15日，聯邦法院駁回Ahani有關於終止收容之聲請案；Ahani不服聯邦法院之裁判，向聯邦上訴法院（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提起司法救濟；不過，聯邦上訴法院仍維持聯邦法院之見解。
另外，就Ahani不服部長意見之聲請案而論，聯邦法院（the Federal Court）亦發現存有「充分之證據」（ample evidence），足以支撐部長之裁決，係屬於合法之決定；亦即，Ahani對於加國之安全而言，係已構成一項「危害」（the author constituted a danger to Canada），有足夠之證據，可支持此項之決定；再者，聯邦法院亦認為將Ahani強制驅逐出國之處分，具有「合理性」（適當性）（reasonable）；基於上述之理由與見解，於1999年6月23日，聯邦法院駁回Ahani不服部長意見之司法審查救濟聲請案。
在此同時，聯邦法院亦駁回Ahani針對於「程序問題合憲性」之質疑（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challeges），此包括部長針對於Ahani之行為，認定已危害加國安全之意見之程序問題。此等涉及程序上之質疑，均被聯邦法院駁回。Ahani不服聯邦法院上述之判決內容，向聯邦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提出司法救濟；於2000年元月18日，聯邦上訴法院駁回Ahani之司法救濟聲請案。為仍聯邦上訴法院會駁回Ahani之司法救濟聲請案？主要之理由，係聯邦上訴法院發現即使將Ahani遣返回伊朗，亦不會令Ahani面臨嚴重之身體傷害之風險（would not be exposed to a serious risk of harm）；再者，Ahani亦不會遭致酷刑（let alone torture）；上述風險評估之結論，係加國部長於審酌相關資料之後，所得到之結論與看法；聯邦上訴法院對於部長之結論與意見，表示贊同，並認為部長之意見係屬正確（the Minister could rightly）。
另外，聯邦上訴法院亦採認Ahani被控告係為一名伊朗殺手之相關證據；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存在有「合理之理由」（reasonable grounds），用以支持Ahani係為伊朗情報機關（Iranian secret service）之成員，他是一位訓練有素之殺手（a trained assassin）；基此，對於加國部長認定Ahani會對加國安全造成危害之意見（the Minister opinion that he was a danger to Canada），不應加以忽略；亦即，聯邦上訴法院肯定部長之見解，認定Ahani是一名政治殺手，會對加國安全造成威脅[17]。
Ahani對於聯邦上訴法院上述之判決意見，表示不服，遂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司法救濟之聲請案；聯邦最高法院開庭審理Ahani之聲請救濟案件，認為存有充分之證據足以支持加國部長之裁定，認定Ahani對於加國之安全而言，會構成一項威脅（the author was a danger to the security of Canada）。除此之外，聯邦最高法院亦頗為肯定加國部長另外之見解，亦即，假若將Ahani驅逐回伊朗，Ahani僅會面臨最低程度（層級）之傷害風險（he only faced a minimal risk of harm），並不會面臨實質性之酷刑風險（rather than a substantial risk of torture）。故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於Ahani被遣返回伊朗之事件中，加國部長將Ahani遣返回伊朗之措施（作法），是屬於合理、適切（reasonable），且無爭論餘地（unassailable）。
換言之，聯邦最高法院肯定加國部長之意見，認為將Ahani驅逐出國並遣返回伊朗之作法，係屬於合理之措施。假若依據加國移民法第53條第1項第(b)款之規定，擬將外國人驅逐出國，須考量被驅逐出國者於目的國（地）是否會遭受身心傷害之風險（deportation of persons at risk of harm）；聯邦最高法院為了解決上述移民法第53條第1 項第(b)款合憲性之問題，在論理之邏輯上，係舉Suresh案作為論理上之說明；聯邦最高法院於2001年1月11日，同時就Ahani案與Suresh案作出判決；由於具有此一背景與脈絡，聯邦最高法院遂將Ahani案與Suresh案相互作比較。
加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假若不考量非常極端之情境（barring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如將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至其會遭受酷刑之國家或地區，通常而論，會遣反（背）基本正義之原則（violate the 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在Suresh案件之中，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業已使用「初步印象」（prima facie）之審查法則，初步審查之結果，Suresh會面臨遭受酷刑之實際風險（risk of torture）。由於Suresh會遭遇被施加酷刑之風險，故他被賦予更高層級之程序保障（to enhanced procedural protection）之權利；此等程序上之保障作法，包括：1.加國部長認定Suresh是否會遭受酷刑風險之一切資料與證據，均須接受檢視；2. Suresh被賦予權利，可就其涉及是否會遭受酷刑風險之證據，以書面之方式加以提出（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evidence in writing）；3.對於加國部長之意見（裁決），擁有收到書面理由之權利。然而，在Ahani之案例中，由於缺乏須運用「初步印象」（prima facie）法則進行審查之條件，以及欠缺程序上保護之必要性，導致Ahani所舉出之證據，未具有清晰性（明確性）（not cleared）。
再者，聯邦最高法院亦指出，有關於加國部長裁定Ahani對於加國安全而言，會構成威脅與危害，以及Ahani被驅逐出國至伊朗之後，並不會面臨酷刑風險之意見，業已履行告知Ahani之義務；亦即，上述加國部長之裁決處分，業以書面信件之方式，告知Ahani（in the form of the letter advising him）；同時，並賦予Ahani提出異議之充分機會，故均符合程序上正義之要求。換言之，有關於加國部長裁決處分及書面告知Ahani之程序等，即使在Ahani之案例中，Ahani所提交之證據，並未達到Suresh案件所需程序正義之清晰證據之要件，Ahani所受到之待遇，仍符合「基本正義之諸多原則」（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之要件與要求，並未對Ahani產生偏見（prejudicial）。綜上之理由，於2001年1月11日，加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全體最高法官均為無異議之方式（unanimously），駁回Ahani之上訴聲請案。
於2002年1月11日，聯合國HRC依據人權事務委員會審理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第86條之規定，行使「暫時性（臨時性）保護（全）措施」（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亦即，HRC要求加國暫緩將Ahani遣返回伊朗。然而，加國政府並未遵守HRC之要求，仍執行遣返之準備工作，擬將Ahani強制驅逐出國。Ahani除了向聯合國HRC提起申訴救濟之外，並向Ontario高等法院（Ontario Superior Court）提起司法之救濟；Ahani向法院主張，「基本正義之諸多原則」（the 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係受到加拿大大憲章之保障（護）（protected by the Charter）[18]。
根據此等大憲章基本正義之原理，因其案件正繫屬於聯合國HRC，於HRC在尚未作成終局裁判之前，應將強制驅逐出國處分（命令）加以中止之（prevented his removal）；於2002年元月15日， Ontario高等法院駁回Ahani上述之司法救濟案件。對於Ontario高等法院之裁判，Ahani表示不服，繼續向Ontario上訴法院提起司法救濟；Ontario上訴法院開庭審理本案，並指出聯合國HRC所採行之「暫時性（臨時性）保證（全）措施」，對於締約國（加國）而言，並無法律上之拘束力（was not binding upon the State party）。
於2002年5月8日，Ontario上訴法院維持Ontario高等法院之見解，駁回Ahani之司法救濟案；Ahani對於Ontario上訴法院之判決，表示不服，並繼續向加國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提起司法救濟；加國最高法院於收到Ahani之司法救濟上訴案件之後，並未同意開庭審理；最高法院並以未附加任何理由之方式（without giving reasons），拒絕受理Ahani之聲請救濟案。於2002年6月10日，Ahani被強制驅逐回伊朗。
Ahani在向聯合國HRC提交申訴書之中，控告加國對其所施加之收容處分，係屬於一種「恣意性（獨斷性）之收容」（arbitrary detention），此種之收容處分，業已違反ICCPR第9條之精神；針對於Ahani上述之指控，加國（被告）向HRC提出辯駁；加國指出，Ahani上述之指控，HRC不具有可受理性（inadmissible）；因Ahani並未依照加國移民法第40條第1項第8款之規範，向加國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提起司法救濟之上訴尋求被釋放之機會；在此種之情形下，Ahani並未用盡當地國國內之救濟程序（failure to exhaust domestic remedies）；由於Ahani並未用盡可資救濟之機制，故Ahani上述之指控，不應被HRC受理之（不具備可受理性）。
不過，就HRC之觀察，Ahani能夠依據加國移民法第40條第1項第8款之規範，向法院提起司法救濟，並要求被釋放之權利，僅限於1998年8月以後之時程；亦即，於加國向Ahani裁處強制驅逐出國命令（處分）生效後之120日，Ahani始有權利向法院提起救濟；截至1998年8月為止，從Ahani最初被收容之時點起算，業已經過5年又2個月（being a total of five years and two months from initial detention）。加國於答辯書之中，針對於1998年8月以前之時程部分，並未明確地向HRC說明Ahani可行使何種之當地國國內救濟之程序？換言之，於1998年8月之前，加國無法舉證究竟有何種之國內救濟手段（domestic remedies），可供Ahani加以行使之。HRC認為，從1993年6月至1998年8月期間，Ahani主張此一段時程內之收容處分，業已違反ICCPR第9條之規定之申訴內容，並非不具有可受理性（is not inadmissible）。
換言之，HRC可加以受理。在1998年8月以後，由於Ahani並未依據加國移民法第40條第1項第8款之規範，用盡當地國國內之救濟機制，亦即，未向最高法院提起救濟，故有關Ahani所指控加國違反ICCPR第9條之違法收容之部分，不具備可受理性，HRC無法加以受理之；主要之原因，係Ahani尚可向最高法院提出救濟要求釋放；然而，事實上，Ahani未向最高法院提起司法救濟，故被HRC認定係屬於未用盡國內救濟程序之情況。依據OPICCPR第5條第2項第b款之規定[20]，上述之情形，HRC對於本案不具有可受理性。
HRC在決定可受理之範圍之後，便進行實質內容之審理；在實質內容審查之部分，HRC先處理加國究竟是否有違反ICCPR第9條第1項及第4項之情事。首先，在ICCPR第9條第１項方面，根據HRC之看法，Ahani因部長對其核發違反加國安全之「安全證明」（security certificate）之故，而被裁處強制性收容（was mandatorily taken into detention）；當Ahani遭受強制性收容之後，加國政府依照該國之法律與程序規定，於一週之內，將本案提交給聯邦法院，由法院迅速地審查上述「安全證明」之內容，以及部長之「安全證明」所依據之「證據基礎」（evidentiary foundation）為何？俾利決定加國部長所核發之「安全證明」，是否具備「合理性」（reasonableness）[21]。
假若聯邦法院開庭審理之結果（論），認為「安全證明」不具有「合理性（適當性）」（not to be reasonable）；此時，名列於「安全證明」上之人士，應立即被釋放，不得再加以收容。HRC指出，加國所發之「安全證明」，須經由兩位部長之審核，基於國家安全之理由，而將Ahani收容；此種之收容，並非屬於獨斷式（恣意性）（not result ipso facto in arbitrary）之收容，故不違反ICCPR第9條第1項之規定。
在ICCPR第9條第4項方面，HRC審理Ahani案之後，認為加國業已違反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為何HRC會作出如此之裁判？假若某人因部長所核發之「安全證明」而遭受收容（羈押），但此種之收容，既非因觸犯任何之刑事罪行而被法院定罪，且亦非屬於被法院科刑而須入監服刑之情形；在此種之情形下，依據ICCPR第9條第4項之規定，受收容人（或受羈押之人）應有適當之途徑，針對於收容（羈押）之事由，接受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of the detention）；換言之，就收容之實質正當性問題，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review of the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of detention）；假若收容之時程有延長之情事，尚須具有充份之經常性審查（sufficiently frequent review）之機制與功能。
就Ahani案件而論，HRC指出，Ahani所遭受之強制性收容之基石所在，主要係依據加國部長所核發之「安全證明」（on the basis of a Minister’s security certificate）；在Ahani受到強制性收容之後，加國聯邦法院以迅速不遲延之方式，舉行合理之聽證（a reasonableness hearing in Federal Court），以檢視上述「安全證明」之合理性；由於加國聯邦法院曾以迅速之方式，開庭審理並踐行聽證之程序，原則上，HRC認定加國之作法，係屬於充分之司法審查（sufficient judicial review），能針對Ahani收容案件所依據之「安全證明」之正當性加以審理。
基本上，加國上述之措施，符合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然而，當Ahani被加國收容之時程逐漸延長時，相對而言，亦牽動加國法院之司法程序，包括裁定收容之合法性（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awfulness of detention），亦加以延展（judicial proceedings become prolonged）；HRC指出，當司法審查時程逐漸延展之時，相關之問題亦出現；主要之問題，在於根據ICCPR第9條第4項之規定，司法之裁定，須以「不被延遲」（without delay）之方式，迅速作成司法之裁判；除非延展收容之情事，尋求「間歇式」（間斷式）之司法審查（授權）（interim judicial authorization）；亦即，在延長收容之過程中，分成數個部分，以個別之方式（separately），數次取得司法審查之裁定。
不過，在Ahani案件之中，Ahani最初被收容之時間起點，係為1993年6月，截止加國聯邦法院，完成合理聽證之程序為止，共計經歷4年又10個月，在此4年又10個月之時程中，加國政府所進行之收容處分，均未取得法院之「個別式」（分段式）之授權（no such separate authorization）。為何會經歷如此長之時程，主要之問題，在於Ahani質疑加國部長所核發「安全證明」程序之合憲性（to contest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security certificate procedure）；由於Ahani提起司法救濟之焦點，係聚焦於上述「安全證明」核發程序之合憲議題，而非針對收容本身之正當性；是以，加國聯邦法院原欲履行之收容處分之「合理性聽證」（reasonableness hearing），被上述「安全證明」程序之合憲性訴訟標的所取而代之；HRC認為，加國聯邦法院共花費4年又10個月之時程，完成收容正當性之聽證，雖然部分之原因，可歸責於Ahani個人之起訴策略失誤所造成。
然而，Ahani所在意之「安全證明」核發程序之合憲性爭議，事實上，加國聯邦法院業已於1997年7月3日完成合憲法之審查。加國聯邦法院於1997年7月3日完成上述「安全證明」核發程序之合憲性審查之後，開始踐行收容Ahani處分（命令）之「合理性」之聽證程序；此項「合理性」聽證（reasonableness hearing）之程序，共計花費加國聯邦法院9個半月之時程；於1998年4月，加國聯邦法院始完成上述之「合理性聽證」之程序。依據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針對於收容（覊押）合法性之司法審查裁定（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lawfulness of detention），須以「不遲延」之方式（without delay），由法院儘速裁決。在Ahani案件中，加國聯邦法院卻花費9個半月之時程，始完成收容處分之合理性(適當性)聽證之程序，HRC認為，此種之審理時程，實已過於冗長，業已違反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
於1998年4月，加國政府移民裁決官正式對Ahani核發強制驅逐出國處分（命令）；在1998年4月之後之120日收容時程，因此一時程係處於Ahani正式具有資格可申請釋放之前（before becoming eligible to apply for release），HRC認為，此120日之收容處分，因可充分地受到聯邦法院之司法審查（was sufficiently proximate to a judicial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Court），故可被視為已取得法院之同意，並不違反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換言之，因聯邦法院完成第一階段收容處分之「合理性」聽證程序之時點，係為1998年4月，而截至Ahani於1998年8月向聯邦法院提起結束收容並要求被釋放之司法救濟為止，此一中間時程，共經歷120日；根據HRC之上述見解，此120日之收容處分，符合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並不違法[22]。
此外，在Ahani向HRC控告加國政府違反ICCPR第6條、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方面，Ahani此一方面之提告，涉及Ahani被加國強制驅逐出國之程序與事實問題；根據HRC之觀察，在整件Ahani案件之最初始階段，當加國政府對Ahani核發「安全證明」之後，加國聯邦法院隨時開庭審理本案，並進行（踐行）「合理性(適當性)聽證（reasonableness hearing）；此一聽證程序之目的，係欲加國部長所核發之「安全證明」，是否具備「合理性」（適當性）之要件。加國聯邦法院在審理本案之後，將法院之判決，以「重點摘錄」（a summary redacted）之方式，告知Ahani本人，令Ahani知曉聯邦法院就其恐涉及安全問題之判決重要內涵。
再者，HRC亦關注（留意）加國聯邦法院所踐行之程序流程，就聯邦法院而論，法院本身相當清楚地認知它負有程序上之「重責大任」（heavy burden），須令Ahani有能力適切地了解本案之程序（the author’s ability appropriately to be aware），及對於本案之審理程序，提出適切之回應（抗辯）。事實上，聯邦法院於開庭審理本案時，亦令Ahani本人親自出庭（present his own case），並對於證人進行交叉詰問（cross-examine witness）。由於本案之案情，涉及加國政府之國家安全議題（national security），就上述加國聯邦法院踐行聽證程序之整個過程而論，因聯邦法院允許Ahani本人出庭，且交互詰問證人；再者，加國之「安全證明」，係由兩位部長審查之後，再行核發；HRC認為，聯邦法院所踐行上述之程序，對於Ahani而言，並非不公平（not unfair）；換言之，聯邦法院之作為，係屬於合法作為。
就加國政府所蒐集與提供之證物（Ahani涉入恐佈組織），HRC表示，在評估與審視加國提供上述之事實與證物部分，HRC所擁有之專業能力與功能，係屬於有侷限之角色（limited role），以致於HRC無法辨識出加國提供之事實與證物，具有任何之缺陷、濫用權力或其他武斷恣意之情事；亦即，HRC對於加國能證明Ahani確係恐佈組織之成員之相關事實與證據，均加以接受。由於上述之證據具有合法性（證據能力），故就聯邦法院針對加國部長核發之「安全證明」之「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certificate）之裁判而言，無法令此判決失效；HRC認為，聯邦法院基於上述合法之證據，所裁判之判決，具有合法性，不容質疑其效力。HRC並指出，除了刑事案件以外（beyond criminal cases），ICCPR並未就其他類型之案件，賦予當事人可令所有之等議問題，均能受到法院審理之上訴權利（the Covenant does not provide for a right of appeal to all determinations made by a court）[23]。
根據此種之法理，HRC認為它本身無須就加國對於Ahani所進行之第一時間（最初始）之逮捕（initial arrest），及加國部長所核發「安全證明」之程序合法問題（certificate proceedings），究竟是否屬於ICCPR第13條或第14條所涵蓋之範圍，進行決定。再者，亦因Ahani在控告加國政府違反ICCPR第13條及第14條之指控中，就加國聯邦法院所履行之合理性聽證程序而論，Ahani向HRC所提出之控告之事實與證據，並未申訴加國違反ICCPR第13條或第14條之要求，基於上述之理由，HRC認為加國對於Ahani之最初逮捕行動，以及加國聯邦法院所踐行之聽證程序，均屬於合法，並未違反ICCPR第13條或第14條之規範與要求。
然而，究竟加國因國家安全之理由（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將Ahani驅逐回伊朗，是否會令Ahani面臨存在有實質傷害性之風險（at risk of substantial harm）？HRC指出，加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之程序上，因不公平之故，而使得裁判存有缺失（was faulty for unfairness）。亦即，在加國決定將Ahani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之部分，因涉及Ahani恐會面臨伊朗政府施加酷刑之風險，在此一方面，HRC並不贊同加國之作法，主要之理由，係加國忽略Ahani所面臨之酷刑風險之存在事實。
當本案經由Ahani上訴至加國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支持「公民暨移民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之看法，Ahani須被強制驅逐出國。HRC指出，最高法院之審理程序，並不公正（unfairnes），在程序上，存有瑕疵（was faulty）；主要之原因，在部長裁決將Ahani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之程序之程序中，Ahani並未被加國賦予適切之權利，尤其是針對於上述部長之裁定，提供有利於自己本身之所有一切證據（he had not been provided with the full materials on which the Minister based his or her decision）；再者，就部長之裁定而言，又因未具有行政之再覆、覆議或其他之救濟機制，造成未賦予Ahani一項，行政上之救濟權利，俾利Ahani能提出書面之救濟機會（an opportunity to comment in writing）。此種之情勢，形成對於部長之強制驅逐出國裁決，Ahani不得對其加以論理或質疑（the Minister’s decision was not reasoned）。
ICCPR所欲保障最重要之價值之一，係為令申訴人免於遭受酷刑之權利（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torture），在加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本案時，實應將上述之權利，應用於公平審理程序之上（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fairness of the procedure），特別係於決定個人究竟是否會面臨遭受酷刑之風險（appl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individual is at a substantial risk of torture）之案件中。
換言之，由於加國拒絕執行HRC暫時性保護措施之指令（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造成Ahani面臨酷刑風險之具體化（at a substantial risk of torture）；根據HRC之見解，加國由於上述相關程序上之瑕疵問題，並未向Ahani提供一套程序上所需之保護機制（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s）；而此一程序上之保障指施，在Suresh案件之中，係被視為需要的[24]。
在本案之中，加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審理，並未回應HRC應採行暫時權利保護措施之要求；加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審判程序，未達到公正性所需之充分且必要之標準（fails to meet the requisite standard of fairness）；換言之，HRC質疑加國聯邦最高法院審判程序之公正性，主要之理由，因聯邦最高法院未詳加考量Ahani被遣返回伊朗之後，有可能遭受酷刑之風險；
由於Suresh案與Ahani案具有相似性，既然於Suresh案件之中，需要一套程序上之保障指施，則類推適用於Ahani案之中，加國亦應提供此種程序上之保障作為，但加國並未提供。HRC之所以會認定加國須對Ahani提供程序上之保障措施，乃因Ahani無法利用「初步印象」（prima facie）之方法，正確地辨識出其是否果真會遭遇酷刑之風險？由於加國未對Ahani提供程序上之保護作為，HRC認為加國未達到履行公平正義所需之必要性標準（fails to meet the requisite standard of faimess）。
依據HRC之觀察，對於加國部長上述強制驅逐出國之裁定，由於Ahani未被賦予行政上再審或覆議之權利，遂造成Ahani無法將其恐會面臨酷刑風險之理由（reasons on the risk of torture），提交給加國之行政部門；此種拒絕程序保障之作法（such a denial of these protections），事實上，係屬於迂迴曲折（circuitous）之模式。
相對而論，假若同意Ahani提出有利於己之證據，則Ahani有機會能針對加國行政機關所提供不利於己之證據，加以反對，並力陳對於自己有利之觀點；再者，如加國確實履行HRC之暫時性保護措施，如在具備上述程序性之保障措施下，當可令Ahani正確地認知於本案之中，所需之酷刑風險之等級（the author may have been able to make out the necessary level of risk）；由於本案欠缺上述序上之保障作為，導致Ahani無法正確識別究竟酷刑風險須達到何種之層級？始可不被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HRC認為，加國之作為，係屬於迂曲式之回應。根據HRC之觀點，假若Ahani被遣返回伊朗之後，果真受到伊朗之酷刑，則加國亦應負責此種酷刑之結果。易言之，加國亦違反ICCPR第7條之要求。
ICCPR所保障個人之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與免於遭受酷刑之權利（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torture），除了締約國不應施加酷刑之外（the State party not only refrain from torture）；此外，締約國更應採取謹慎小心之措施（but take steps of due diligence），避免個人會面臨遭受第3國酷刑之威脅（to avoid a threat to an individual of torture from third parties）[25]。
HRC進一步地指出，在ICCPR第13條之涵蓋射程方面，原則上，亦可涵攝加國部長對於Ahani作出強制驅逐出國之裁定，此包括酷刑風險評估之部分（article 13 is in principle applicable to the Minister’s decision on risk of harm）。為何ICCPR第13條之射程，可涵蓋部長之酷刑風險之評估決定？因該部長之裁定，會導致Ahani被強制驅逐出國。HRC指出，假若加國國內之救濟程序，允許Ahani針對其所遭受之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提供有限度之抗辯理由（to provide (limited) reasons against his expulsion），並就本案進行某種程度之覆審（a degree of review）；然而，HRC仍然不認為存在有令人信服之國家安全之理由（compelling reasons of national security），足以令加國豁免其依照ICCPR第13條之規範，所應承擔之責任與義務；依照ICCPR第13條之要求，加國應對Ahani提供程序上之保障（to provide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根據HRC之看法與見解，在Suresh案件之中所需之「程序保障」之要件，於Ahani之案件中，加國卻未向Ahani提供之。為何HRC如此重視與聚焦於「程序保障」之問題，因之所以需要「程序保障」，主要之基，係起因於Ahani對於其有可能遭受酷刑（傷害）之風險，無法作出正確之辨識（on the basis that he had not made out a risk of harm）。依據ICCPR第13條之規範要件，本條允許Ahani針對於加國行政機關（部長）所裁處之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之處分（命令），提出有利於己之證據（理由）（article 13 to allow the author to submit reasons），俾利與上述之強制驅逐出國處分進行抗辯；同時，能令本案受到擁有合法權限之機關之審查；受驅逐者並能於此一審理機關之前，充份完整地提交有利於己之證據（to have such complete submissions）。
此外，遭受強制驅逐出國者並被賦予權利，能對提交於上述審理機關之證據與事實，有機會陳述意見（a possibility to comment on the material presented to that authority）。依據HRC之上述意見，從ICCPR第13條之中，應可推導出受強制驅逐出國者享有聽證權，此包括：提交有利於己之證據，及陳述意見。此種之聽證權，屬於「程序保障」之作為。HRC指出，於ICCPR第13條之中，本條可直接地適用於Ahani之案件（article 13 speaks directly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present case）；此外，ICCPR第14條所要求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原則（精神），亦可被適用於本案之中；但，HRC並不贊同直接將ICCPR第14條適用於本案；換言之，HRC認為，加國違反ICCPR第13條並同時違反ICCPR第7條，但不違反ICCPR第14條之規範。
HRC亦指出，由於加國對Ahani作成強制驅逐出國處分之程序，存有法律上之缺陷（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author’s expulsion was deficient）；在此種情境之下，HRC無須進一步審查Ahani所面臨遭受酷刑風險之程度（等級）為何（does not need to decide the extent of the risk of torture），此外，HRC亦無須進一步地決定（判斷）Ahani於被遣返回伊朗之後，究竟是否果真受到酷刑或其他方式之虐待（other ill-treatment）[26]。
在Suresh案件之中，加國最高法院當作出重大之決定，此一決定之內容，亦受到HRC之特別關注；加國最高法院於Suresh案之中指出，對於外國人所裁處之強制驅逐出國處分，即使存有實質性之酷刑風險（where a substantial risk of torture had been found to exist），並非任何一切之情況下，須需被排除而中止執行（was not necessarily precluded in all circumstances）；換言之，依據加國最高法院之見解，在若干特殊之情境下，即使存有實質性之酷刑風險，仍可執行強制驅逐出國處分（命令）；不過，HRC卻不認同上述加國最高法院之看法。
HRC指出，在Ahani案件之中，究竟是否存有實質性之酷刑風險之問題，不論是加國國內之各級法院，或是HRC，均未作出判斷；針對於此一議題，HRC無意多所著墨；然而，HRC非常關注之焦點，係在於禁止使用酷刑（the prohibition on torture）乙事，此項之原則，亦明白地規範於ICCPR第7條之中；HRC指出，有關於禁止使用酷刑之原理（則），它具有絕對性（an absolute one），它屬於絕對性之規範，不容加國最高法院作反面之解釋（is not subject to countervailing considerations）。是以，加國最高法院於上述Suresh案件之中，對於禁止使用酷刑之理解與見解，與HRC之看法，存有差異性。加國最高法院之見解，違反ICCPR第13條及第7條之規範，係屬於違法之意見。
在HRC裁決意見書之中，HRC依據OPICCPR第5條第4項之規範，就其所審理之事實與證據，認為加國實已違反ICCPR第7條、第9條第4項及第13條之要求；其中，加國違反ICCPR第7條與第13條之情事，具有關聯性（violations by Canada of article13 in
conjunction with article 7）。HRC並再次重覆（申）其裁判之結果，亦即，加國拒絕遵守HRC「暫時性保護措施」之指令，於HRC在針對於Ahani案件，尚未作出終局裁判之前，即逕行將Ahani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已違反加國根據OPICCPR所應承擔之法律義務（breached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Optional Protocol）。
依據ICCPR第2條3(a)之規定，加拿大應對於Ahani提供有效之補救作為（an effective remedy），包括補償金（including compensation）[27]；HRC指出，由於加國於強制驅逐Ahani出國之前，未妥善地評估Ahani回伊朗之後，究意是否存有實質性之酷刑風險，而貿然地執行上述之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有鑑於此，HRC要求加國須承擔以下之責任：1.假若Ahani被強制驅逐出國回伊朗之後，果真受到伊朗之酷刑，則加國須對Ahani進行賠償（to make reparation to the author）；2.加國須採行適切的步驟，確保Ahani於未來之時程，不會因其之前曾處在加國，及被加遣返回伊朗之作為，而遭致酷刑之待遇（to ensure that the author is not, in the future, subject to torture as a result of the events of his presence in, and removal from, the State Party）。
HRC並要求加國須遵守ICCPR第2條之要求，對於處在加國境內，及受到加國管轄之所有個人；加國應確保此等人士於ICCPR之中所享有之權利；因加國已違反ICCPR之規定，故須提供一項有效（effective）及可執行（enforceable）之補救措施（remedy），以賠償被害人。HRC要求加國於未來，應避免發生類似違反ICCPR之行為；同時，加國對於HRC所要求之暫時性權利保護之措施（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應加以尊重。
本案之重要特色，如下所述：
1、Ahani向HRC提告，加國對其所進行之初始（最初）逮捕行為，違反ICCPR第9條之規範，由於加國聯邦法院於一週之內，儘速開庭審理本案令Ahani享有聽證權，並決定加國部長所核發之安全證明，具有合理性（適當性）；在此情況之下，HRC認為加國未違反ICCPR第9條第1項之要求；
2、在加國聯邦法院審理Ahani收容之合法性問題方面，聯邦法院召開審理庭與聽證庭之時間過長，故違反ICCPR第9條第4項之要求；
3、Ahani指控加國之逮捕行動，及部長所核定安全證明之裁定程序，兩者均違法，HRC指出，除了刑事案件之外，ICCPR並未賦予當事人可就任何爭議性之案情，均可提起上述，並尋求法院裁判之權利，故HRC並未就上述兩項之指控，決定是否可被ICCPR第13條或第14條之射程所涵蓋；根據HRC之見解，國家對外國人所進行之移民收容處分，不必然須經由法院之裁判；由此可見，ICCPR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實有改進之空間；
4、加國在強制驅逐Ahani出國回伊朗之過程中，加國部長未落實評估Ahani所面臨死遭受酷刑風險之程度（等級），且未賦予Ahani表達意見之機會與權利，而逕行將Ahani遣返回伊朗；此種之作法，欠缺程序上之保障，屬於程序瑕疵，故違反ICCPR第7條及第13條之要求；主要之理由，在於加國部長於評估上述之酷刑風險時，未賦予Ahani享有聽證之權利；Ahani無法提出對於自己有利之證據，亦未賦予利用書面之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an opportunity to comment in writing）；在本案中，HRC特別強調加國應保障Ahani之聽證權；
5、加國最高法院主張，在特殊情境之下，加國有權將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至其可能遭受酷刑風險之國家或地區，但，HRC提出反對意見；HRC指出，ICCPR第7條之規範，具有「絕對性」（absolute），不容作反面解釋；
6、ICCPR第13條對於遭受強制驅逐出國者之保護，包括「程序保障」（procedural protection），當事人享有表達意見之權利，以及令其案件，受到合法當局之審理；
7、ICCPR第14條所保障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無法「直接地」適用至本案之中；
根據HRC之見解，酷刑對於個人傷害之危險性，可與死刑並列（torture is alongside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主要之理由，在於酷刑對於個人所造成之傷害，最具有嚴重性（the most grave），及無法被修補性（the most irreparable）之特性[28]。
◎I.C.J.(1970). I.C.J. Reports 1970, p.35.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I.C.J.(2010). I.C.J. Reports 2010. Ahmadou Sadio Diallo (Guinea v. Congo).
◎Maurice Kamto (2011). Seventh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A/CN. 4/625), Geneva：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pp1-16.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1982). ICCPR General Comment No.8: Article 9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