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期間嚴打對策及其影響》
柯雨瑞
現任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專任副教授
【目次】
壹、前言
貳、2010年嚴打背景簡析
參、上海世博會期間之各項「嚴打」對策
(一)2009年上海公安局推進「迎世博、保平安」嚴打整治攻防戰
(二)上海世博會前夕，中國當局先在新疆進行「百日嚴打」
(三)2010年上海平安建設暨世博安保社會面防控工作
(四)2010年世博邊防安保「環滬護城河」工作
(五)2010年「嚴打」侵犯智慧財產權犯罪
(六)2010年上海「嚴厲打擊銀行卡犯罪集中行動」
(七)拘押上海世博會之上訪民眾
肆、籌備廣州亞運會「嚴打」作為
(一)粵澳警察合作嚴打網路賭博
(二)廣州巿召開娛樂服務場所和旅館業治安責任人動員大會
(三)廣東省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四)廣東省東莞巿嚴打非法銷售興奮劑
(五)廣東省各地相關之「嚴打」作為
伍、連串嚴打對策之影響與人權保障
(一)維吾爾人之基本人權保障
(二)宜令上訪訪民有抒發意見之合法管道
(三)「嚴打」極易提昇死刑執行率
陸、結論
●本文作者於2019年3月之補充資料
【參考文獻】
壹、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共經歷過4次全國性及大規模之「嚴打」活動，分別是1983年、1996年、2001年及2010年。所謂的「嚴打」，係指「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嚴打」之範圍，擴及中國各省分，是屬於全國性之運動；在時程上，則是長時間之持續。在「嚴打」之刑罰哲學思想方面，主要是認為西方國家之刑罰過輕，西方是屬於「輕刑化」之刑事政策；「嚴打」之刑罰，則不採「輕刑化」政策，整體而言，「嚴打」之刑罰，要重於西方之刑罰，且是屬於有節制之「從嚴」及「從重」。中國第1次之全國性「嚴打」活動，開始於1983年；在當時，因中國經歷文革的十年，整個中國社會及經濟，逐步朝開放方向發展，社會治安問題開始浮出檯面。1978年，刑事案件之立案數目，約為五十三萬件； 1981年，則快速上升至89萬起。於是在1983年8月25日，中國召開「全國政法會議」，並且頒布「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以3年為期，秉持著「從重從快、一網打盡」之精神與原則，嚴厲打擊犯罪活動。[1]有關於1983年「嚴打」之實際成效方面，在壓制犯罪活動部分，就當時而論，確有短期之成效。不過，因為「嚴打」之手段，實過於嚴厲，造成刑罰過重之現象；很多原本屬於無罪與輕罪之犯行，結果被判處重罪及死刑，造成很多之冤案與錯案。
有關中國世博會（上海）及亞運會（廣州）之「嚴打」部分，今（2010）年6月13日，中國公安部透由電視電話會議之方式，召開全國公安機關「2010嚴打整治行動」之會議。自6月13日至年底，開展為期7個月之「嚴打整治行動」。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即先行頒布「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意見」，以作為「嚴打」之準備。很多之文獻，均一致地指出，本次「2010嚴打整治之行動」，公安部是一個執行角色，真正的主導者，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因為「嚴打」之本質，除了嚴厲打擊犯罪之外，尚有政治性目的。早在1983年第1次「嚴打」中，即可看出端倪。根據1983年「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之內容，即指出嚴打是政治領域中嚴重的敵我鬥爭，目的在鞏固和發展安定之政治局面，提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民族的敵情觀念和政治警惕性，亦強化黨紀、政紀和軍紀，故「嚴打」具有政治目的。[2]在今年之「嚴打」中，亦不脫離1983年「嚴打」之政治色彩。為何「嚴打」必須具有政治色彩﹖而非純粹之執法活動﹖因為，其最終的目的，係要維持人民民主和一黨專政，故「嚴打」運動，在本質上，是屬於全國之政治性及執法性運動。既然「嚴打」是兼具全國性政治運動，其刑罰哲學思想，即為從嚴及從快。從某個觀點而言，既是政治運動，則不必然必須遵從刑事訴訟法之人權保障之要求，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之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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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10年嚴打背景簡析
在「2010年嚴打整治行動」之背景方面，在今（2010）年以來，中國發生一連串駭人聽聞之殺童犯行，針對此類犯行，中共中央於5月3日，召開全國綜治維穩電視電話之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亦是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綜治委主任）強調要立即行動，保衛幼兒安全。對此，胡錦濤總書記及溫家寶總理等人，亦增多次指示，要依法嚴肅犯罪分子。當時中國之傳媒，即曾指出再來一次「嚴打」，是最好的辦法。[3]
面對中國複雜之社會治安，及為上海世博會與廣州亞運會營造良好社會治安環境，其具體要求，共計有四個面向：[4]一、要進一步強化「嚴打」措施，加大偵查破案力度。屬於「嚴打」之犯罪類型，根據公安部之要求，計有7類嚴重之犯罪，分別為：1.個人極端暴力犯罪；2.涉槍涉爆犯罪；3.黑惡勢力犯罪；4.群罪反應強烈、深惡痛絕的電信詐騙犯罪；5.柺賣兒童婦女犯罪；6.兩搶一盜犯罪；7.黃賭毒犯罪。二、要進一步強化整治措施，加大社會治安整治力度。三、要進一步強化巡控措施，加大社會面巡邏防控力度，擴大巡邏防控範圍，延伸巡邏防控觸角，從嚴從緊落實社會面治安管控措施。四、要進一步強化源頭預防措施，加大社會矛盾化解力度。
「2010年嚴打整治行動」之工作原則部分，公安部提出五點：[5]一、有機結合全國性統一行動與區域性行動；二、有機結合傳統手段與現代資訊科技手段；三、有機結合嚴格、公正、規範與理性、平和、文明的執法要求；四、有機結合嚴打整治與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五、有機結合抓業務與抓隊伍。綜合觀察此5個結合原則，有關第3項部分，中國已重視「理性、平和與文明」之執法要求，這是憲法與刑事訴訟法之基本精神。不過，因本次之嚴打活動，其本質仍是持續1983年、1996年及2001年之「嚴打」精神，故理性、平和與文明之執法要求，不免會被打折扣。不過，與1983年之「嚴打」相較，「2010年嚴打整治行動」之工作原則，已相當進步。
在「2010年嚴打行動」之背景（緣起）方面，主要之起因，可謂是因多種因素所促發而成，可被歸納如下：
1.在2009及今年，中國正在面臨通貨膨漲之壓力，各項民生物質及原料上漲，群眾面臨物資上漲之壓力；2.罷工問題，由台商富士康公司員工之連續跳樓及加薪，引發一連串之工人要求加薪及罷工事件，正不斷在加溫之中；3.中國政府對民眾住房之強制拆遷問題，引發民眾心中之怒火；諸如，在2009年，四川成都女子唐福珍用汽油焚身，以及其他各地多處因暴力拆遷所引發群眾之民怨；4.法官被殺問題：今年6月1日，發生一件非常嚴重之槍擊案，湖南省永州巿零陵區郵政分局之保安隊長，持槍槍殺永州巿零陵區之3位法官，令人震驚。在《騰訊》網站上，於2小時內，有近約九萬之點擊人數，非常出人意料，中國網民竟大部分是站在犯罪人之立場，同情犯罪人；顯見中國社會之群眾，對於中國司法制度之不滿。[6]5.孩童被殘殺問題；中國今年以來，發生一連串之殺童犯行，顯示底層民眾對中國社會有著非常深刻之不滿、不平與怨恨，遂以殺童為壓力舒發之管道，被害人之父母及家屬，傷心欲絕，已造成嚴重之社會治安問題。6.上訪問題：執法人員對於上訪之民眾，基本上，是抱持不贊同之態度，故所採之執法手段，容易採用打傷、拘禁、打壓及驅散之手法，造成訪民所遭受不公平之住房及司法對待，無處渲洩出來。7.中國官員貪腐問題。
綜上，中國社會底層之民眾，為了維護其基本之人權，如生存及住房問題，可能鋌而走險，將造成嚴重之社會治安問題。為了有效防制上述因素所引發之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遂採用「嚴打」活動以為因應。在上述諸多促發因數之中，尤其是6月1日湖南3位法官被槍殺事件，有可能是最主要之近因。理論上，假若2010年「嚴打」是針對世博會及亞運會，則該項活動，應在世博會之前，即進行事前之規劃及準備，為何遲至6月13日，公安部始頒布2010年嚴打活動﹖從時程上觀察，6月1日所發生湖南3位法官被槍殺之犯行，很有可能震驚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領導官員，令其感受到司法之威嚴，及執政當局之統治作為，面臨嚴重挑戰，故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遂於6月10日，頒布「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事項鬥爭的工作意見」，及於6月13日由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機關之「2010嚴打整治行動」電視電話之會議。從上述之專項及嚴打行動，密集地於6月推展，均可顯示6月1日湖南3位法官被槍殺事件，很可能是2010年「嚴打」活動最主要的促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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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海世博會期間之各項「嚴打」對策
世博會的由來，可向前追溯至19世紀中期，於1851年，英國倫敦舉辦全球第一屆之「萬國博覽會」。而今年中國上海所舉辦之世博會，號稱是史上最昂貴的世博，約花費近四千億人民幣（中國媒體估計約五百八十億美元），此亦是開發中國家第1次所舉辦之世博會。[7]中國為了確保世博會順利進行，採行以下相關之嚴打作為：
(一)2009年上海公安局推進「迎世博、保平安」嚴打整治攻防戰：上海公安局所推動之「嚴打整治」，於2009年即開始展開，加大打擊力度於以下六類常見之犯罪：1.詐騙；2.盜竊機動車；3.盜竊非機動車；4.盜竊車內財物；5.扒竊；6.傷害罪。另外，對於涉黑涉惡等重大惡性犯罪及涉眾性之經濟犯罪，則採取快偵快破之刑事政策。[8]
(二)上海世博會前夕，中國當局先在新疆進行「百日嚴打」：在上海世博會開幕前夕，為了防制大規模之抗議，在新疆地區進行百日嚴打活動。約於今年4月下旬，百日嚴打活動進入高潮期，共計逮捕約六十餘名維吾爾人，主要罪名是非法集會與非法從事宗教活動。[9]
(三)2010年上海平安建設暨世博安保社會面防控工作：在今年2月下旬，上海召開「上海平安建設暨世博安保社會面防控工作會議」，此項工作著重於「嚴打」刑事犯罪及推動相關之實事建設，而由上海公安局所主導帶動者，則為嚴厲打擊娛樂休閒場所黃、賭、毒違法犯罪及嚴厲打擊公共場所扒竊犯罪。至於打擊利用通信手段實施之詐騙犯罪，則由上海公安局會同其他機關共同打擊。[10]
(四)2010年世博邊防安保「環滬護城河」工作：於4月1日，中國公安部邊防管理局召開世博安保「環滬護城河」工作，主要的工作內容，係為根據公安部統一部署之「治爆緝槍專項行動」和「治安專項行動」，「嚴打」涉爆涉槍犯行，加強邊防轄區之治理。[11]
(五)2010年「嚴打」侵犯智慧財產權犯罪：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於4月初，在公安部之要求下，於上海世博會期間，各級公安機關加大力度，打擊侵犯世博會智慧財產權之犯行。[12]
(六)2010年上海「嚴厲打擊銀行卡犯罪集中行動」：上海在4月初，根據公安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之統一部署，開展「嚴厲打擊銀行卡犯罪集中行動」，加大打擊銀行卡違法犯行之力度。[13]
(七)拘押上海世博會之上訪民眾：於今年5月之上海世博會期間，至上海上訪之各地訪民，受到上海公安局警察之拘押。這些上訪之訪民，其冤情主要是集中於2個領域，一是強制拆遷住房案件；二是司法不公正案件。[14]
由上述上海世博會之諸多「嚴打」措施中，可以發現這些「嚴打」活動之時程，均在今（2010）年6月初之前，即已開展。不過，有可能上述嚴打措施之力道尚有精進空間，促使公安部於6月13日起，推展「2010年嚴打整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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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籌備廣州亞運會「嚴打」作為
本次之廣州亞運會，係為第十六屆亞洲運動會，時程在2010年11月12日至11月27日，共計有42個比賽項目。為了確保廣州亞運會之順利進行，今年廣東省及其地方當局採行以下相關之「嚴打」作為：
(一)粵澳警察合作嚴打網路賭博：在元月中旬左右，在廣東省舉行第13屆之「粵澳警務工作會晤」，以強化雙方在亞運期間，打擊跨境網路賭博犯罪之能量。[15]
(二)廣州巿召開娛樂服務場所和旅館業治安責任人動員大會： 6月22日，廣東省公安廳會同廣州巿「綜治辦」，集合約近千家娛樂、服務場所有關之負責人，召開「迎亞運、保平安」廣州巿娛樂服務場所和旅館業治安責任人動員大會，要求負責人簽保證書，嚴禁涉足黃賭毒，[16]廣東省公安廳稱上述作法為「先禮後兵」之措施。
(三)廣東省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廣東省政府於7月13日舉行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從8月1日起，啟動為期100天的「排查」專項行動，重點在於排查化解可能影響亞運會安全之矛盾糾紛、治安重點地區、特殊事業之生產地點、公共娛樂場所和治安高危人員等。[17]
(四)廣東省東莞巿嚴打非法銷售興奮劑：廣東省東莞巿為了確保亞運會之順利進行，東莞巿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從7月至12月，展開為期半年之嚴打非法銷售興奮劑之活動，加強查察合成類固醇（蛋白質同化製劑）和肽類激素等違法特殊性之藥品。[18]
(五)廣東省各地相關之「嚴打」作為：
1.5月26日，佛山巿公安局即展開「創平安、迎亞運」嚴打整治統一行動，當日出動約七千多人次之公安，清查治安複雜場所，逮捕犯罪嫌疑人約三百六十名。[19]
2.6月13日晚，陸豐巿公安局會同相關機關，開展「創平安、迎亞運」嚴打整治集中統一行動，相關之出席長官，並深入行動之第一線，檢查及指導上述之嚴打整治集中統一行動。陸豐巿公安局所提出之願景，係為「團結一致，眾志成城；重拳出擊，確保平安」。[20]
3. 6月22日，東莞巿公安局所屬之長安公安分局在長安鎮範圍內，開展創平安、迎亞運事項行動第1次集中統一行為，並由長安分局成立「統一行動總指揮部」；而長安公安分局所屬之單位，亦制定相關之具體行動方案，打擊犯罪與清查重點地區。[21]
4. 7月3日晚，東莞巿清溪公安分局所屬之「三中派出所」，於執行「創平安、迎亞運」之事項整治活動中，查獲賣淫女子，並用繩子綑綁雙手，令賣淫女子赤腳，進行遊行示眾，公開嫖客及賣淫女子照片，引發中國網民相當震驚。[22]
5. 8月4日，汕頭巿公安局出動一百多名公安，清查重點地區之娛樂場所，逮捕8名毒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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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串嚴打對策之影響與人權保障
(一)維吾爾人之基本人權保障：中國為了迎接上海世博會之到來，於今年上半年，在新疆開展「百日嚴打」活動，在4月份，約逮捕六十餘名維吾爾人。似未將符合聯合國定義之真正恐怖分子與非恐怖分子之維吾爾人作適切之切割。對於非聯合國定義之恐怖分子之維吾爾人，宜賦予「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載之各項人權與權利，不宜任意剝奪。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條之規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予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此外，在上開宣言之前言中，亦提及「復鑒於人權之忽視及侮蔑恆釀成野蠻暴行，致使人心震憤，而自由言論、自由信仰，得免憂懼，得免貧窮之世界，業經宣示為一般人民之最高企望」。中國政府對於維吾爾族之治理，宜符合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之各項人權之標準，諸如：言論自由權、信仰自由權、免於恐懼及免於貧窮之權利。
(二)宜令上訪訪民有抒發意見之合法管道：至今4月下旬止，計有一千多位訪民紛赴上海，結果多位訪民被強制收容於「上海定區救助管理站」，從相關之影片資料中，可發現這些訪民透過手機，向外界表達其可能會遭受勞改。這些訪民一到達上海，有若干人，遭受公安之踢打，有人胳膊被打斷；在其他各地，甚至發生訪民被刺死。對於中國底層之訪民，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之規定，「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中國政府似宜以更加開放及自由之態度，面對上訪潮，而非加以強制收容。強制收容訪民之作法，實已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9條之規定（任何人不容加以無理逮捕、拘禁及放逐）。
(三)「嚴打」極易提昇死刑執行率：根據中國政法大學之研究，在中國之「嚴打」期間，共有二萬四千多人被執行死刑。之後，至2007年止，中國每年約執行一萬人左右之死刑。[24]然而，在2007年，全球執行死刑之總數，約為5,851例；2008年，全球執行死刑之總數，約為5,727例。在2008年，中國執行死刑之總數，則近約為五千例，約佔全球執行死刑總數之87%（5,000/5,727＝87.3%），近約九成，此種數據，相當令人震撼及驚訝，執行死刑比例實過高。目前，全球人口約六十八億，中國約占十三億，約為19%。依此人口比例之標準，換算2008年中國執行死刑之比例，理論上，宜不超過1088例(5727
0.19=1088)為佳。很明顯地，中國超出上述之標準，近約四倍，約超過四千例死刑。此種過於嚴厲之刑事政策，實已偏離理性之刑罰哲學思想，引發更多之社會問題。
由於「嚴打」期間之刑事訴訟過程，對於人權保障更加不周全，極易提升死刑之執行比例及總數。是以，從人權保障之觀點而言，「嚴打」作為已嚴重地侵犯生命權。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3條之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25]嚴打之作法，已違反本條之規定；「嚴打」之作為，已嚴重侵犯被告之生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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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中國社會近年來，面臨諸多之問題，如通貨膨漲之壓力、罷工、住房被強制拆遷（主因係「拆遷管理條例」有違憲之處）、法官被槍殺、一連串之孩童被殘殺案、上訪潮、中國官員貪腐問題及貧富不均等，諸多之因素促發公安部於今年6月13日開展「嚴打整治」專項行動。上述諸多問題，涉及政治、法治、廉政、經濟及住房等層面，恐非公安部單獨所能解決。是以，「嚴打」在短程上，雖能壓制犯罪，取得一定之成效。長遠而論，很多根本性之問題，仍無法透由「嚴打」加以解決。諸如：「嚴打」無法解決通貨膨漲壓力、物資上漲、住房、貧富不均、上訪潮及官員貪腐等問題（有群眾建議「嚴打」對象，應含中國官員）。更甚者，「嚴打」極易提升死刑執行率，有非常嚴重之負面效益。整體而論，中國4次之「嚴打」，負面效益遠大於正面之效益。
由於「嚴打」活動之精神，係採行嚴厲之刑事政策，強調快偵、快審及從重，且含有政治色彩，諸多執法作為，已與世界人權宣言基本人權之規定相背，其中，侵犯人權最為嚴重者，即「嚴打」會大幅提升死刑執行率，令犯罪人無法享有生命權，已違比例原則。中國對於執行死刑之比例，宜急速下降至約占全球執行死刑總數之19%以下為宜。如能下降至5%以下，則是更佳。且中國自古有言，「人命關天」及「上天有好生之德」，綜上，中國實應改採溫和式之打擊犯罪專項行動，捨棄「嚴打」之名稱及作法，回歸法治常態。並依世界人權宣言之諸多規定，充分賦予刑事被告應享有之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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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於2019年3月之補充資料---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Global)於2018年所出版之2017年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宣告及執行死刑報告(Amnesty International Global Report ---2017 Death Sentences and Executions)之資料，從2016年到2017年(from 2016 into 2017)，全球執行死刑的人數(The number of executions carried out globally)，繼續減少之中(continued to decrease)[26]。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Global)共計記錄993次死刑之處決(Amnesty International recorded 993 executions during the year)--- 從2016年到2017年(from 2016 into 2017)，這些總數，不包括在中國大陸進行之數千次死刑處決(These totals do not include the thousands of executions carried out in China)，在中國大陸，執行死刑之數據之運用(where data on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仍屬於國家機密，並不對外公告(remained classified as a state secret)[27]。
在2008年，中國執行死刑之總數，則近約為五千例，約佔全球執行死刑總數之87%（5,000/5,727＝87.3%），近約九成。截至2019年3月為止，中國執行死刑之情況，仍未改善之。中國大陸之人權問題，仍是非常地嚴重化、惡化，在2017年，中國大陸執行死刑之人數，係全球總數(2017年為993次死刑，Amnesty International recorded 993 executions during the year)之「數倍」以上---達到數千次死刑處決(the thousands of executions carried out in China)[28]，上述之資料，令本文作者感到非常地震撼、震驚，中國大陸之人權問題，非常需要全球加以關注之。
中國大陸死刑犯之生命權，係屬於高貴的、尊嚴的、至高的、無價的、至上的，中國大陸死刑犯至高的、無價的生命權，「優先於」中國大陸政權之存否。是以，中國大陸不僅宜廢除嚴打，更應對外公告執行死刑之人數及罪名，並全文公開所有死刑之判決書，且宜大量地降低死刑之處決，從而，澈底廢止死刑。以下之2表，係全球執行死刑、及宣告死刑之國家、人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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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7年全球執行死刑之國家、人數(Amnesty International Glob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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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7年全球宣告死刑之國家、人數(Amnesty International Glob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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